代表:消除异地务工人员过客心理 实现从流动到留下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教育是最重要的基石。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宋永忠建议,进一步完善随迁子女就读体制机制,按比例分级承担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流入地建公办学校及其他教育资源;实施“流动编制”教师聘用改革,招聘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师资作为流动编制教师,与公办教师享受同工同酬和鼓励保障;促进公共教育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委托社会机构管理、建立特许学校等方式,缓解公办教育压力。

“这首诗反映了目前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但由于制度限制移而不入的社会现象。”身为农民工,易凤娇代表始终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新生代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但又不能在城市安家,拆分式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流动的群体,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易凤娇代表说。

农民市民化,最终还要融入城市,跟城里人一样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他们的梦想。

“流动”容易 “留下”难

4、待遇:公共服务如何完善?

“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消除异地务工人员的‘过客’心理,推动实现农民工从‘流动’到‘留下’。”易凤娇代表呼吁。

而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调研发现,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是“拉着拉杆箱进城”。老一代是进城挣钱、回家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则有更强烈的意愿留在城市。这样一来,及时出台配套政策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蔡继明代表看来,要实现人的城市化更关键的是着手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施方案,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覆盖率、本地义务教育入学率、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社会救助覆盖率、医疗救助覆盖率等方面实现实质增长,同时将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形成硬指标约束。

1、落户:大城市难进,小城市成鸡肋?

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调查显示,现在60%-70%的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工,还希望能够把户口真正落下来。

“人社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培训和社保政策;教育部门要充分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民政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实施最低保障和救助政策;文化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等,并将这些指标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易凤娇代表建议。(本报记者
邱玥 邓晖 李慧 齐芳 杨君)

像熊国伟一样的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城落户,选择在哪儿落户?“两会”前夕,长期关注城镇化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强烈与否,主要取决于城市吸引力大小。

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多。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划分,如同城市和农村之间横亘的高墙。尽管目前很多地方都实行了积分入户政策,但在易凤娇代表看来,积分入户制度设计存在唯学历、唯社保的倾向,不利于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落户。

这个小家庭的烦恼牵动着全社会的关心关注。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熊国伟有可能成为这一亿分之一。

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增长2.7%。进城的农民工中,有大量“80后”“90后”。“他们进城不仅仅是为了打工,更希望能够留在城市。但城市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

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看来,农民工就业保障仍有待完善。改革创新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受益主体为辅”的多元化培训投入机制,确保农民工具备相应职业技能,建立就业培训的激励机制,规范职业培训市场。同时,要构建农民工双向流迁就业体系,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诉求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是进城就业挣钱后回家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进城就业后能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则要求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十三五’时期,要认真分析实际问题,满足农民工的发展期待,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成果共享。”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指出。

3月开学季,老家在湖北咸丰县农村的熊国伟又开始睡不着觉了。这个长年在外打工的建筑工人,一年八九万元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女儿的上学问题让他伤透脑筋、烦恼不已。因为户口还在农村,女儿没法进城读书。一开学,她就成了留守儿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此,易凤娇代表认为,落户政策属于公共政策范围,应召开多层面的听证会、讨论会,多听取异地务工人员的声音,制定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政策,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

户籍、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这是农民变市民亟待跨越的几道坎。这些问题,同样成为会场内外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安居才能乐业。易凤娇代表希望,政府能加快公租屋和保障房建设,将异地务工人员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建设规划,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力度,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更多公租屋和保障房,取消申请廉租房的户籍限制条件,让积蓄不多的异地务工人员住得起、住得下、能立身、能安家。

“除了完善社会保障,还要重视农民工心理融入状态,让他们找到在城市的归属感。”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七建集团公司劳务领包队队长康仁表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心理上的适应格外重要。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应加大对进城农民工的关心关爱力度,让他们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3月6日,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以一首并不轻松的小诗讲述着外来务工人员的酸甜苦辣。

军呼吁,国家立法或出台政策统一全国农民工养老制度,加大力度统筹和规范解决老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务求全覆盖,应保尽保落到实处。

实现“人”的城市化要靠硬约束

在具体措施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集团质量中心成品检验部组长邹先荣建议,从三方面筹集养老资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承担1/3,地方财政承担1/3,农民工家庭分担1/3,解决一代农民工养老及后顾之忧。第二代达到退休年龄在用人单位未缴纳十五年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政府出台政策允许按退休当年社平工资补齐养老保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强制性为在职职工购买养老保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在蔡继明代表看来,户籍改革除了使上亿农民工获益,还将惠及流动儿童、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3、就业:城市进得去,留得下有多难?

“要想真正释放农民工的住房需求,政府必须给予相应补贴,同时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房价,让农民工买得起。”蔡继明说。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车间副主任易凤娇认为,只要能够降低城市入户门槛,“留住”以往“流动”的农民工,那么对于工作相对稳定的技术农民工群体而言,购房需求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政府需要加快建设公租房和保障房,以满足异地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以房留人,让农民工真正“住在”城市。

2、购房:农民工成“接盘侠”?

农民工进城,是否有利于去库存?蔡继明给出的答案很明确,不能指望农民工进城购房去库存。“因为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不是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接盘侠’。”他算了这么一笔账:当前全国商品住房平均售价约为每平方米6500元,按照70平方米估算,加上税费、装修等费用,买一套房子保守地说也需要50万元。事实上,相关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按一个农民工家庭有两个人工作来计算,家庭年收入约为5万元,也就是说,买一套房,需要拿出10年的家庭收入。

农民工进城,有了住所,还得有活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每年培训农民工2000万人次。到2020年前,使农民工都能享受一次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基本消除无技能上岗的现象。

杨志明则认为,无论政策如何放开,受制于各种现实因素,并不是每个农民工都能进城落户。对此,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居住证制度,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目前,我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惜别故土追寻梦想,投奔到陌生的城市辛勤劳作,为城市创造财富,成为文明城市的重要建设者,理应得到关注、受到关怀。

怎样才能让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在城市有一份收入相对稳定的职业?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提高城镇化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案。提案指出,提升农民工就业技能、岗位技能和创业能力,应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具有弹性、多层次、多选择、多模式的持续进修机制。建立在岗农民工“干中学”培训体系,整合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将在岗农民工纳入重点扶持的职业培训项目之中。

针对农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积累的现实困难,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建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镇住房问题。现在国内需求乏力,消费一直上不去,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内需的途径。

同城同待遇涉及到方方面面,资金压力巨大,钱从哪里来?云南省红河州正在试点全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全国人大代表、红河州州长杨福生建议,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中央、省、州、县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在政策保障方面,制定推进人口市民化的激励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城乡建设用地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挂钩机制。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大城市难进,小城市成鸡肋”问题,蔡继明建议,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要打造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以此来吸引农民工到中西部小城镇落户。另一方面,集中了最优质、数量最多的公共资源的特大、超大城市,也要降低农民工进城门槛。

“农民工进城首选的不是小城市,而是一二线大城市,这与政策上优先放开小城镇的户籍,步调不完全一致。”蔡继明说,归根结底还是吸引力的问题。大城市能够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岗位,只要进城带来的收益大于打拼的苦闷,这种流动就不会终止。

杨志明透露,目前农民工经过政府补贴技能培训的约有1/3。大城市多数实行的是积分落户制。有技能的先落户,技能少的后落户,没技能的难落户。农民工不掌握技能很容易成为城市里的匆匆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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